我决定把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门牌号更改过来。

    这个数字对于我而言，有着某种暗合与纪念意义。

    数字本来是175，却在换证的时候给弄成了157，跟户籍民警说起时，他坚持自己没有弄错，我提出请他帮忙改过来，他却要我提供相关证明。当我把大门上挂了17年的门牌号取下来，摆到他办公桌上时，他说这个证明不了，要村委会开具详细的证明，并盖章。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在换证之前把原件拍个照片存档。他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镜片成了我心中他把数字看错最好的证明。

    175米是三峡大坝蓄水的最高水位。17年前，我家就在175米水位以下，移民搬迁成了必须。移民搬迁后，家里的门牌号最终被确定为175号。它被置放在门楣之上，因为高，被仰视的时候不多，但一旦有意、无意看见，那些175米水位以下刻骨铭心的事物便一一浮现在眼前。

高领罐

    1998年11月，父亲在自家的稻田地里挖出了周代的高领罐。

    此时的稻田里已种上了小麦，且有一拃多高(方言，一拃大概十多厘米，即大拇指和食指全部张开的距离)。那个时候，我所在的乡村乃至整个小山城，能有一片几千平方米的平整土地可以种植水稻，哪怕产量极低，但只要勉强够得上一家老小的口粮，都被父辈们当做是老天格外的恩赐。至于在收获稻谷之后再种植油菜或者小麦获得的收成，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提不上桌面的。因此，这样可以种植水稻的平整田地被父辈们亲切地称之为稻田。而不是油菜田，或者麦田。

 稻田除了需要平整之外，还必须有水源灌溉。父亲的稻田几乎是整个村子最低处，最平整的一片稻田中的一小块，比起高处的那些由石块垒砌、勉强圈住少量泥土的梯田改造而成的稻田要好打理得多、收成也保险得多。

    稻田的水源来自家门前长江边上的一条大冲沟——纸厂沟。父辈们从大冲沟的腰部修了一条细长弯曲的堰沟(方言，极小的水渠)，把沟里的水引到最高处的梯形稻田里，再从上到下依次浇灌。最初，高处的稻田老是渗水，总灌不满，水连同细腻的泥土一同慢慢沉积到包括父亲那一整片在内的稻田里，每过几年这些稻田就要把田埂加高一点。经过好些年的渗透、沉积，这些梯形稻田才改造成正常的稻田，慢慢地可以灌满水，渐渐提升了稻谷产量，满足好些个家庭的口粮。故而，父辈们又把稻田称之为水田。

    这样的改造精神丝毫不输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培育之情。这其中的艰难困苦随着时光的流逝沉积在父辈们的岁月年轮里，更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从记事起，有好几年家里的主食都是包谷面(玉米)饭，再大一点的时候是苞谷面饭里有零星的大米点缀其中，接着是大米饭、玉米面各占百分之五十比例的混合饭，再接着是大米饭占比超过了玉米面饭，到小学毕业的1995年时，家里的主食是纯粹的光米饭。随几何时，母亲和乡亲们的心态都是极好的，纯粹的玉米饭被称为“黄金玉”、玉米多大米少被称为“金包银”、大米多玉米少被称为“银包金”。

    这样一片土地的地理位置为东经110度，北纬31度，隶属于湖北省巴东县东瀼口镇绿竹筏村五组。隔着纸厂沟的正北面是秭归县的水田湾村、与长江之水相隔的东南面是秭归县的水田坝村，湾和坝都连着水田，可想而知水田是不缺的，而且已有些“历史”，而绿竹筏村是一片长满野竹的贫瘠的小山坡。野竹成不了口粮，也养不活人，唯有把这些野竹连根拔起，改造成水田才是出路。父亲常跟我说起，这片土地上的梯田是20世纪70年代，在葛洲坝建成后，政府拨款给修的，在经过改造搬运的田地里，经常可见到被扰乱后的古代文物。当时的父辈们只对能解决口粮的梯形水田感兴趣，对这些文物的价值一无所知。父辈的父辈们在那个对文物没有监管的年代，把好些不知朝代的青铜剑用原始的铸造手艺，铸成了土家民间乐队的大锣、马锣唢呐等乐器。如今这些乐器因为没有“传人”，都长满了绿锈，凑不凑得齐敲打一场都很难说，正慢慢跟它的“前世”靠近，慢慢沾上了文物、古董的“边”。

    与这些不知朝代的青铜剑最终的命运相比，父亲挖到的这只周代高领罐是幸运的。199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在配合三峡大坝工程的考古调查中，来到包括父亲田地在内的一整坡梯田里，做了试掘，开了2米乘10米的探沟5条，试掘面积100平方米后，认识到这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代遗址后，直到1998年11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才又再次组织考古队前来正式考古发掘，它便是这考古发掘的成果之一。

    最初，考古队要在梯形的稻田里掘地一、两人深探寻文物，对于稻田的主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这刚够填饱肚子的稻田是多年来，好几辈人共同改造的成果，挖掘面积之大、下挖尺度之深，回填之后保不齐出现渗漏的情形，抵触情绪由此而生。考古队长找到村长、组长出示了工作证、省里的三峡大坝库区抢救性考古挖掘相关文件，恳求他们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给出了青苗补损的赔偿标准，并聘请稻田所有人到自己稻田里划定的探测区域从事挖掘工作，发放当时“小工”两倍的工钱。即或是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冒着丢掉自己“饭碗”的风险，去挣那不知道能搞几天事的工钱。村长、组长再进一步劝说，有人便开始鼓动其他人：这掘地好几米的，不是挖祖先的坟吗?最后，还是队长亲自出马，召集大家开会，读了文件，讲了考古挖掘的重要性和意义。末了，说：“难道大家都不想通过考古挖掘，来了解下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的前世吗?不想知道自己的祖先都是些什么人吗?”大家都默不作声，“不做声就是默认。好!明天就从最北边那块田地开始。”

 最北边是父亲的稻田。晚上，组长专门提了瓶沱牌曲酒到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带着祖先是什么人的疑问我在床上假寐，耐心地听着他们的交谈。父亲是在我出生后不久从山顶搬到现在海拔只有66.8米(当年三峡大坝移民搬迁工作组测量的准确数据)的长江边的，我对自己在山顶的记忆为零，从高到低的近距离搬迁，让我对祖先一词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好奇。在组长的“亲热”陪酒下、讲明抵触妨碍考古文物挖掘的利害关系后，父亲无可奈何地在自己的稻田里破了土。

    父亲是个细心的人。他把挖掘出来的不同层面的泥土分开堆放，并记住它们出土的顺序，等掘土结束后，再按照顺序原原本本地填回去。在父亲的惯性思维里，这样的方式是对土地本身的敬重，敬重的背后更希望回填之后的稻田不会渗漏，不会影响水稻的产量。至于泥土层面的区分办法，父亲在破土之前就详细咨询了考古队长，队长告诉父亲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以泥土颜色来区分。

    父亲记下队长所讲的重点：灰黑色，土质疏松，约厚25厘米，耕土层;黄沙土，厚50—100厘米左右，扰乱层;灰黑土夹红烧土点，约厚70厘米，监测预计为秦汉时期堆积层;黄灰土夹红烧土块，约厚40厘米，监测预计为周代文化堆积。

    父亲带着母亲挖了近一个星期，除了泥土层有些细微变化之外，没有任何考古队长预计的文物出土，队长便有些急躁起来，催促父母加快点进度。父亲是个慢性子，怎么也快不起来，队长一步跃下没过头顶的深坑，抢过父亲的锄头要亲自动手，父亲索性放手，哪知队长用不好锄头，父亲说：“队长，像您家这样挖是不行的，如果真有东西会挖坏。您家预计这一层土里有陶罐，这挖陶罐跟挖红薯差不多，下手不能太重，往上拉的时候不能太急，不然会把陶罐弄破。”其实，考古队带有专业的挖掘工具，但父母用不习惯，队员们人手太少，耐力不强，便成了摆设，不如农具来得实用。队长指挥着父亲继续向下挖掘，越往下越慢。竹编的簸箕往坑外运输着泥土，从最开始的“倒”，到“甩”，到父亲“举”、母亲“接”，最后还搭了板凳再举、再接。泥土变得越来越湿润，仿佛能挤出水来。队长再一次要求父亲加快速度，突然，“兹”的一声响，父亲感觉锄头尖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由锄尖传递到手掌的感觉有别于先前触碰到零星的破碎瓦片的震动，更像是一柄尖刀一不小心擦到了一枚熟透于心的西瓜的表皮，带来的一场自然破裂的“意外”。

    空气嘎然凝固，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队长叫停了父亲，命令助手拿来专业工具，万分小心地以扎下去的锄头为中心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缓慢地掏着泥土。一圈泥土掏空，队长让父亲拉起锄头，锄尖粘着泥土带起一小块陶片。队长一边用镊子捏起陶片，一边指挥父亲继续挖掘。约莫两分钟后，一个陶罐的口露了出来，缺了一小块的部分凹进了泥土里。二十分钟后，一个沿口缺了一小块的完整陶罐被父亲从泥土里扒拉出来。

    这是稻田里出土的第一件文物，第一时间被送到了武汉的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修复和研究鉴定，1999年春天传回来消息说：这是一枚周代的高领罐时，父亲正在稻田里把因回填而高出原本田地层面的土，沿开挖的长方形边缘给垒了起来，形成了田埂。田埂的外沿紧贴着密密的青青麦苗已到达父亲膝盖处，内沿是被耙得平整的耕土层泥土。一拃多高、一拃多宽的田埂泥土便是挖个坑取点东西出来，再埋点空气进去多出来的“体力消耗”。对于父亲的做法我很是不解，却又不敢明问。考古队长来到稻田边上，告诉父亲消息时，与队长激动万分的表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父亲一脸的平静，“哦”了一声之后是窒息的宁静。队长递给父亲一支烟，试图打破这宁静：“老王啊，干嘛堆这一圈田埂?这几平方米的地，还能种点什么?”

    “不种什么。打算把你刚才告诉我的消息，写进田埂框框里。就写一只周代的高领罐八个字吧!”

    “老王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正常!算了，你忙!我去那边还有点事!”

    父亲写没写那八个字我不知道，即或是写了，面对泥土这样的纸面，除了敬畏，别无其他。稻田里麦收之后不久，田地蓄水，为插秧做准备，父亲把写字的纸面空了出来，四周的水把它围在了田中央，父亲再次用田埂外沿带水的泥土加高了田埂，防止水浸过田埂，进入纸面。我再也忍不住了，问父何故?父亲说：“祭它三年吧!”此时，我才记起：连同那只周代高领罐一起挖到的还有一具曲肢的人骨。

 在父亲手中，并没有祭满三年。2000年4月，因三峡大坝建设，我家就和巴东县5个乡镇13个村的村民们一起移民搬迁到了江汉平原上的沙洋。移居沙洋多年后的某个夏夜，父亲不经意间泄露出祭它三年的真实目的是怕那回填的几平方土地装不住水，围起来损失几平方的收成，好保全百分之九十种植面积的百分之百安全。

    移居后好几年，长江蓄水，不断上涨的江水才将曾经属于父亲的稻田给淹没。在被淹没之前，祭满三年之后的间隙光阴里，田地被村里的大队收回，以承包的形式租给了没有选择外迁移民的邻居一大家子中的某一家。有没有被祭满三年?三年之后有没有装不住水?都不得而知，人走茶亦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挖到的周代高领罐是红庙岭遗址出土的第一件文物。最近仔细阅读2010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巴东红庙岭》(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乙种第十四号)一书时，再次得到了印证。

    当我带着万分喜悦的心情，想把经过几十年岁月才通过权威报告书籍随带提到的，曾经屋后那条大冲沟的确切书面名称(从记事起，一直没有人告诉我名称，问过很多人、很多老人都不知道)告诉父亲的时候;当我怀揣无限怀旧的情愫，想把从书本得到的靠近北纬30度的神奇绚丽地带东经110度，北纬31度的准确数据告诉父亲的时候，我已快祭父三年。

    父亲走得太快!我跟着他在红庙岭成长了17年，在沙洋却只跟了15年!快得连一组有着相互关联的简单的年轮数据都没来得及对齐。回想往事，诸如放弃百分之十的耕种面积来保全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面积百分之百收成的举动，在父亲身上实在太多。移居平原后，父亲的苕事、牛事、草事、柴事无一不体现着他的笨拙。生活中我走了很多弯路，自身的实践证明、无情的时间证明，父亲的笨拙实则是一种看似平凡，却又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

    这种笨拙的精神，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

地藏殿

    1998年11月同期，邻居家接到所居住的古建筑房屋将被拆迁后另择吉址重建的正式通知。

    邻居家是付姓的一大家子。在那个兄弟姐妹较多的年代，父辈的父辈们习惯把孩子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按照排行顺序，取诸如“荣华富贵”四字或者两个四字的吉祥词给衔接起来，以此意寓家族的团结和兴旺。这样的名字通常是姓加上“辈分”里的那个“字”，连上排行顺序相对应的吉祥词中的那个“字”构成，这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那个时代取名的一种固定模式。字典里有据可查的四字或者四字倍数的吉祥词本就不多，到了民间能够被人知晓和接纳的就更少，加上民间有已被他人用了的吉祥词不可再用的不成文“约定”，真正能够跟吉祥词紧密相连的大户人家实在为数不多。于是人们便把“辈分字”移到第三位，在姓与辈分字中间加上诸如金、木、水、火、土等有着相互关联的字，来区分前一种取名方式。这便成了另一种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取名模式。
    邻居付姓家取名最后一个字分别为：金、银、满、堂。遗憾的是居住在一起的只有银、堂，没有金、满。西边为堂，东边是银。除了共用居住房屋的“堂屋”(方言：客厅之意)之外，银、堂兄弟俩分别向东、西两边扩

建了新的房屋，把老房屋的后庭留给了自己的老母亲。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们都叫她“太太”。

  很小的时候经常看见太太在与后庭只隔了一条小径对面，高于后庭门槛一米多的梯田里割芝麻，挖红薯。田边上有棵栀子花树，每当花开的时候太太就用野竹条和带刺的荆棘将前往采摘的路给围起来，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将其破坏，摘它个三五朵之后仓皇逃跑。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年年偷摘，栀子花树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没曾长大、长高过，花朵的模样和枚数一年一年又一年在风雨里相似地重叠着。至于是谁偷摘了这些香气诱人的花儿，太太只需看看挨近花树的田里,杂乱的小脚印就有了大概的直觉。就这样，太太一年年围着，我们一年年偷摘着。每一年的防偷障碍物都是新鲜的，每一年的偷摘办法都是上一年里笨拙的重现，当新的荆棘刺伤旧的疤痕，疼痛和鲜血浸入衣裤，条件反射的触摸式止痛、止血举动，在不经意间碰到手中洁白的花瓣时，留下的一抹鲜红印记，于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刺眼夺目，仿佛这样的疼痛并不是来自于肉体，而是眼睛;再大一点的时候太太经常拄着根木拐杖,迈着三寸金莲从后庭走到前门，在前门足足有我腰部高度的青石门槛外，挺直了腰板，把木拐杖最底部的金属秃尖一会儿指向堂屋的西边、一会儿指向堂屋的东边，措辞严厉地批评着银、堂两家在家务事里各自的不是。说到激烈之处，秃尖竟然指向了天空，从举起拐杖那只手的侧面看过去，是个工工整整、超级细长的小写数字“1”。很多时候“1”字竖起，我应声从堂屋里出来，经过门槛之时，不是跨过的，是一屁股从宽而冰凉的门槛上溜到门外的。门槛是青石做的，足足有两米多长，比我的两个屁股还宽。它太高，溜，成了我跨过它的最佳方式。现在回想起它的圆润、光亮，多多少少有我屁股外加裤子摩擦的一份功劳。它是一个粗壮的小写“1”字。溜过横“1”再去看竖“1”，便觉得太太的木拐杖不过是她行走时的道具罢了，对于行走，它不是必须品，对于教育儿子它却有着至高的权威。这一时期的太太不再把栀子花给围起来了，放任它自由地在枝头飘香，我和小伙伴们也不再去前往偷摘，远远地顺风立着，闻一闻熟悉的气息便心满意足。后来，太太好几次在花开的时节摘了好些花，还剪下好些挨近根部深入到泥土里的枝条一起送给我，可惜在我家后院没插活。

     母亲跟邻居的付姓是同一个祠堂里分支出来，同属一个派别，沿用同一辈“字”流派的一支人。母亲名字最后一个字是云，在方言叫法里与银同音，为了区分，避免尴尬，乡亲们习惯称呼母亲为“小付”，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从小母亲就要求我和妹妹称呼银为二舅，堂为幺舅。就这样叫着叫着，在门槛上溜着溜着，亲成了家人。母亲经常责怪我和妹妹因溜门槛而弄脏裤子甚至磨破裤子臀部的两个裤兜。脏了，母亲要洗，破了母亲要打补丁或者干脆将裤兜拆掉。拆掉后的臀部颜色总比别的部位要深、要新，为了让它尽快与别的地方一致，我和妹妹更加频繁地溜着门槛。当新的臀部被溜旧、被磨出破洞的同时被吊高的还有裤脚。几乎在扔弃破洞裤子的瞬间，我和妹妹一下子就长到了可以轻松跨过门槛的高度。

  门槛东西两端的前侧各有一尊石墩，高大而方正。太太说很多年前，石墩上各有一尊石狮，“破四旧”的时候被毁掉了。门槛内的两扇大木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陈货，东一小块、西一大块地被补了又补，上了桐油可还是避免不了虫蚁的侵蛀，东沟西壑的情景大面积存在，好在门高、门厚，蛀它个几十年不成问题，万一蛀了一大块，木“补丁”立马排上用场。

    大门上方外檐的白墙正中，有一长条红色“地带”，“地藏殿”三个字以“虚点”的形式凹进红色墙壁内。若不是凹进去的虚点天长地久地聚集着天地间的灰尘，掩盖了本身的红色，是很难发现这三个字的。或许这本就是建造者精心的“藏”意吧!

    最初，我并不知道这房屋叫地藏殿，只知道它叫红庙。这座古建筑青砖、小瓦、红墙 身，从我记事起，就没见它在风雨中掉过红颜色。红庙边上有一道岭，人们便将红庙和岭的一大片地域叫做红庙岭。后来，学堂上、字典里认识了一些字，便追着舅舅们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问：“地藏殿究竟是什么意思?”答案是谁都不知道。直到1999年春天，有人开始在地藏殿附近掘地三尺，寻找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恍惚间朦胧地理解了地藏殿的意思。那个时候，我知道了2000年我家和邻居家将面临移民搬迁的消息，而且邻居家的这个地藏殿将在三峡大坝蓄水被淹没之前，拆迁后另择吉址重建。面对掘地三尺的人们，付姓大家族只是笑笑并不阻止，仿佛早就知道是什么都挖不出的结果一样。或者那些掘地三尺的人们想要的东西早已掌握在付姓家族的人手中。毕竟在古建筑里住了几十年，什么样的角落、什么样的机关、暗道早已被发现和破解。当然，这只是我梦里的猜想罢了。梦里，机关、暗道的布防和破解方式都真实到无疑，醒来却什么也记不起来。

    多年后，在《巴东县志》等史书中、以及一次次回乡后与古稀、耄耋老人闲聊后，一些与地藏殿有关的零零散散的故事，便一层层存入我的脑海：

    2000年以前，长江三峡巴东段，沿巫峡至西陵峡顺江而下，曾依次供奉着三座庙宇：最上游位于巫峡内巴东县楠木园村东的王爷庙，又称镇江阁，兴建于清嘉庆16年(1811年)，主殿供奉着西海龙王，配殿供奉火神、财神;中游的龙王庙也建于清代，位于巴东县官渡口古镇隔溪相望的江岸峭壁上，主殿供奉着东海龙王;下游的地藏殿建于清乾隆30年(1765年)，主殿供奉着地藏菩萨。地藏殿自建筑完成，一直没有经过什么维修，基本是乾隆三十年的原物。

 地藏殿坐北朝南，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属硬山木结构建筑。此殿通宽14米，通进深10米，建筑面积为156平方米。明间用抬梁式构架，梁与梁之间用驼峰承托。次间用穿斗式构架，十一檩，八柱落地。建筑四周用混水砖墙围护，仅于中轴线上前后开门。屋面用小青瓦覆盖，檐口置如意勾头及滴水。山墙为如意式花山墙，墙帽部位及墀头均有装饰浮雕和彩色纹饰。

    这三座庙宇都是由常年行走峡江的船工们济资修建的，且各有其特殊意义：过去三峡航运巫峡最险，滩多流急，凶险万状，过往船只稍有不慎，便有船毁人亡之灾。镇江王爷是峡江船工们心中的护佑神。每每行至巫峡上游的王爷庙，船工们都要在此 “吃顿饭、住一宿，烧炷香、接到走。”而在红庙岭修建地藏殿，则与其地理特点有关。红庙岭江边有一回水沱，从上游漂来的溺水者在此沱盘旋漂浮不去。古时，当地人迷信，以为这是主宰地狱轮回的地藏王菩萨在此接应亡者阴灵。于是，善良的当地人将溺亡者尸体打捞上岸，掩埋于山上。由于亡者太多，人们又在山包上修建了男女两座白骨塔，将亡者尸体置于塔内。为了超度亡灵、祭祀菩萨，便在红庙岭上修建了地藏殿。

    峡江行船真正危险的是下行。所以，船工们在巫峡上游的王爷庙烧香许愿后，船若安全出峡，就到中游巫峡口龙王庙还愿;若船毁人亡，尸首起水于下游西陵峡地藏殿江段水域，地藏殿负责打捞、掩埋死者。

    三峡巴东段这三座庙宇从另一个侧面记载了以长江为生计的古代船工辛酸的血泪史。这是历史上人们依赖长江与长江相处的产物，更是历史上长江航运及以长江为谋生手段的民众多凶险多不幸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峡江人民的质朴与善良。

    随着长江河道的不断炸暗礁、碎险滩、扩河道，行船安全得到了很大改善，自民国以来，地藏殿香火逐渐冷清。抗战时期，这里曾作为共产党军队的军需库。解放前后，邻居付姓大家族在集体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住了进来，再后来，我家从山顶搬家，和付姓成了邻居。

    2000年4月，我家从峡江移民搬迁至沙洋。邻居因挨着地藏殿新建的多间房屋后来被纳入到补偿范围，加之居住的地藏殿要被相关部门拆后利用其自身的原有材料一比一选择吉址重建，便加倍赔偿了邻居，便选择了另一种移民安置方式——就地后靠或者迁往县城。迁往县城后，各自有了新的安身之所，只是不再住在一起。太太在未搬之前仙逝，被葬在三峡大坝满负荷蓄水的175米水位线上的某座小山里。那些先前被葬在175米水位线下，付姓先人的墓冢则被迁到了线上。就地后靠的是祖先，迁往县城的是活人。

    移民搬迁后的两年，我回过几次红庙岭，那时江水还没有将那片曾经熟悉的土地淹没，我甚至憧憬今后的江水也不会将她们淹没，看着地藏殿还在，我家的房子也还在，浓烈的念旧之情让我埋怨父亲当初选择了移民外迁好几年。那几年里，我固执地认为哪怕赔偿的钱少一点，就地后靠后，勤劳一点、辛苦一点，日子还是会好起来的。直到江水真正上涨后，淹没了地藏殿、淹没了我曾经的家，再回去，人非物不在，才慢慢在心里原谅了父亲，也渐渐在沙洋扎下了根。    2007年，在巴东县城江边择吉址重建的地藏殿落成。包括王爷庙、龙王庙、秋风亭等古建筑都被圈到了一处，挨近博物馆，用一比一的比例，拿自身的“古材料”，用现代的技术去重现几百年前的艺术。建成之后免费对外开放。这仿古建筑群我去过一次，借助预览地图径直奔向地藏殿——它坐南朝北，改成了与原古建筑相反的方位朝向，这怨不了任何人，大大小小的建筑物都必须面朝江水，这是峡江人几千年来的坚守与传承。东西两侧的马头墙新鲜得怎么都看不出它曾经的厚重。大门紧闭进不去，转到后庭的那一刻，太太的栀子花树瞬间在我的脑海里无比清晰，红色印记的鲜艳欲滴，阳光的刺眼夺目，仿佛就在眼前，只是怎么也连不上与太太所讲述的军队不进地藏殿借宿、不拿民众一针一线的陈年往事相对应的历史线条。太太有着讲述热情的时候，我还无法准确认识那一段相关历史，等到我有了极大兴趣，做好了种种深入了解准备的时候，太太已经不在。太太的后人们继承了她的财产，却没有耐心听完她想要讲述的、并渴望后人们记住的真实往事。这段看似毫无意义的往事，最终没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让后来人知晓。短暂的时间断层里，有着文字无法清理的尘埃。

    一直以来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地藏殿永远地记在心里，在它被淹没了十好几年的今天，才迈出收集它曾经照片，挖掘它相关历史的第一步，显然是笨拙得不能再笨拙了。不知道这是不是遗传父亲的某些基因，慢慢在体内被唤醒、被激活。好几次请在巴东县城的美女同学帮忙拍几张地藏殿的近照，都被告知地藏殿正在进行建筑维修，物像是拍不了了，倒是同学的自拍要多少都可以，不禁对现今的先进建筑技术产生了质疑。“古照”的传输变成了“靓照”。

    梦中原址上古老的地藏殿照片与新址仿建的地藏殿照片，相互对峙释放出来的磁场效应所产生的绚烂多彩的神奇画面，于现实生活也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相互“太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