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1894～1958)号伯常，湖北安陆县三陂港人。自幼入塾就读。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1909年(宣统元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加入共进会。2年后被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辛亥武昌首义时，由保定南归路经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充上海警卫军司令官。10月29日，清军攻占汉口，刘骥以“效力疆场为要务”辞职回鄂，由鄂军都督黎元洪委为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听从总司令黄兴调遣，督战于汉阳前线，阻击清军。南北议和后，仍回保定军校学习。1914年7月毕业，赴山西投大同镇守使兼晋军师长孔庚，任镇守使署中校参谋，代参谋长。次年5月．因追随孔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改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步兵营营长。后被革职，重返上海。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参谋长，后历任湖南援鄂军  刘骥向蒋介石赠送礼物
团长、广东海疆军旅参谋长、四川边防军高级参谋等职。1924年，赴粤晋谒孙中山。1926年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任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代市长。1929年后，历任第五路军第九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贵州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抗战时期，历任重庆行营办公厅副厅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中将主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1940年晋任陆军中将。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市市长，后兼代重庆警备司令。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总”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到台湾。1958年10月2日病逝于台北。

    人物年表 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府警卫司令；同年10月返武汉，任鄂军总司令部参谋，参加攻打汉口。1912年后，历任鄂军第五师副官长、晋北镇守使署少校参谋、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营长等职。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参谋长，后历任湖南援鄂军团长、广东海疆军旅参谋长、四川边防军高级参谋等职。1924年，赴粤晋谒孙中山。1926年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任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代市长。1929年后，历任第五路军第九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贵州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0年晋任陆军中将。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到台湾。1958年10月2日病逝于台北。
   
    护法运动 1917年7月，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刘骥奉命随何成浚回到湖北策动荆州驻军石星川师响府，钼成湖北靖国军第一军，任该军少将参谋长。次年1月石星川部被湖北督军王占元击散，刘骥随何率残部退驻湖南常德，编为2个梯团，刘骥任第一梯田团长，交湘西边防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李书城指挥，与围堵之北军苦战。嗣后，率部赴(恩)施南，入湖北靖国军唐克明部，继续开展护法斗争。 　　
   
    1918年5月，刘骥辞职赴上海后奉命入粤，任驻粤滇军总司令部上校副官长。次年5月改任广东海疆军第一混成旅参谋长兼代旅长，率部戍守海南岛。1920年，因屡遭粤军攻击，辞职回上海，蛰居数年。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孙中山立即成立以熊克武为总司令的四川讨贼军总指挥部。刘骥奉命入川，出任讨贼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协助前敌总指挥赖心辉，与北军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部，苦战于黑虎寨、资中、张关铁山、内江、成都等地，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湖南，中国震动。依附吴佩孚的刘湘、刘文辉主动与赖心辉聚首言和，商请刘骥为川军总代表，赴衡阳面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请其将川军收编。10月，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刘骥被任命为汉口特别市公安局长。任期内，悉心保护中共湖北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安全；支持学生为收回英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并亲带纠察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捉拿潜入武汉的土豪劣绅汤毓龙等。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后，退任汉口市政府委员。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参加“湖北革命同志会”。后以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代表身分，往来于上海，南京、武汉间，充当刘与蒋介石的桥梁。1930年春，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刘骥利用刘的合法番号，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队伍，即第五路军第九军。队伍整编后，请何成浚任军长，自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不久何成浚投蒋，并收买了第二师师长容景芳，将第九军收编。刘骥反蒋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兼专署所在地南城县县长，他开始成为政学系成员，并遂渐成为重要骨干。任内手订十戒(忤逆不孝、烟赌、早婚、养童养媳、放青苗钱、捕蛙等)，颇得人心。1935年5月，先后调任贵州桐梓、陕西南郑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内，奉命阻止红军北上；贯彻联保联坐法；督修赣闽、川黔、川陕边界公路，以便“追剿”红军。因出力尤多，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蒋介石为进一步控制四川，将刘骥调往重庆，担任重庆行营办公厅副厅长。次年2月，改任西昌行辕主任。在职7年，利用与彝人首领邓文富联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势力，大挖新设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墙脚，挑起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互相角斗。

    抗战胜利后，接任重庆市长。是时，蒋介石派特务杀害了民主志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激起重庆各界人士的义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刘骥应邀出席，同时保释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曾敏文，开释记者10人，师生17人。任期内重视市政建设，完成了下水道、北区干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场等工程。 　　

    1948年4月，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刘骥明晓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党中央委员刘仲宣，赞助和平运动，同时密谋“应变”方案。次年2月，“华中剿总”白崇禧，以刘骥“办事敷衍”而去职，凋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秘书长。4月21日，闻蒋介石准备捕杀一批进步人士，他提前准备好通行证，买好飞机票，秘密将市参议会会长胡子昂等人送出重庆。中国解放时，携眷飞抵香港，担任中国招待所所长，接待国民党去港的军政人员。不久转赴台湾，离政赋闲。1958年去世。

    社会评价 刘骥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南城、汉中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严禁鸦片、赌博，严禁高利盘剥，严禁贩卖人口，安置散兵游勇在农场就业，动员妓女从良，整顿吏治，清剿匪患，丈量田亩依法计征等。蒋介石把刘骥安置在从江西到陕西围剿红军的沿途上，是对他从政能力的充分信任，刘骥也不负重望，所到之处，都把公路修得四通八达，同时采取上述措施安定地方，迎合蒋介石调兵遣将和倡导“新生活运动”的需要，但是从客观上看就大大缓解了民生疾苦，受到百姓欢迎。 　　

    刘骥身为国民党高官重将，割不断与国民党的依存关系，直到中国解放，他去香港几经徘徊，最终还是去了台湾，但他对中共方面、社会民主人士始终怀有好感。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共方面关系密切，这不仅因为是他的妹夫耿丹的关系，应该说他对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是钦佩的。土地革命时期，正当中国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人纷纷落网被害时，他在江西南城、贵州铜梓、陕西汉中，却没有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相反在制裁地头蛇、国民党贪官方面毫不手软。 　　
   
    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他在西昌行辕主任和重庆市长任上，虽然红得发紫，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出身，仍保持清醒头脑，约请民主人士邓初民，为他和他的下属讲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辨证法，毅然参加重庆为李公仆、闻一多举行的追悼大会，或明或暗地支持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释放被捕师生。刘骥任湖北省主席时，国民党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几百万大军已被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打得落花流水，镇守武汉的“华中剿总”白崇禧，正准备抽走银行的黄金、白银，炸毁武汉后，逃回他的发迹之地广西。 　　
   

    刘骥与白崇禧巧妙周旋，暗中支持“和平运动”，积极应变，粉碎白崇禧的阴谋，与武汉地下党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为桑梓人民谋求和平，为基本保存一个完整的武汉创造了条件。综观刘骥的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沧桑，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确切的评价，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处国民党高层却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对共产党人也从没有恶感，甚至在关键时刻，甘愿丢掉那顶价值不菲的“乌纱帽”，担当起与白崇禧较劲的风险。应当尊重刘骥政治态势多元化的个性特点，不应机械地将他当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贬。他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鲜活，实在难能可贵。